于情伉俪情深,于政相辅相成。
生前,她曾协助丈夫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 和贞观之治中立下了不容小觑的功劳。唐太宗李世民与她伉俪情深,曾评价她是自己的“佳偶”。
那么,长孙皇后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首先,她是善吹枕边风的“良佐”。
长孙皇后出身名门,其家族从北魏到隋唐都是皇族重用的一支势力。长孙皇后和李世民的夫妻关系,注定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长孙皇后曾被李世民视为“良佐”,也就是政治上的好帮手。
唐朝建立之初,李世民负责征战沙场。长期在外的他缺少和父亲李渊交流的机会,还常遭到太子李建成的挑拨离间。长孙皇后见此情况,就在后宫多方活动。她孝敬李渊,恭顺嫔妃,为李世民减轻压力,解除了后顾之忧。
李世民称帝后,大臣魏徵多次向他进谏,一次把李世民惹恼了。李世民大骂道,我早晚要杀了这个乡下人。长孙皇后则劝他说,主明臣直,魏忠直,是陛下英明的缘故,我要向陛下祝贺。李世民听罢,才意识到自己的不妥。
长孙皇后曾在病重期间,听说宰相房玄龄因犯小错被停职。她在弥留之际,不停劝告唐太宗相信房玄龄,说房玄龄为人谨慎,忠心报国,值得信任。可见,长孙皇后一直尽心辅佐丈夫,时时劝谏,对初唐政治局面大有裨益。
其次,她是唐朝女德的代言人。
后人常把长孙皇后和武则天对比,认为长孙皇后贤德百倍。
长孙皇后深受汉族礼法影响,是女德的典型代表。她辅佐唐太宗,并非带有政治上的企图。
《资质通鉴》记载,唐太宗曾得重病,长孙皇后唇夜服侍他,还把毒药系在自己的衣带上。她表示,若丈夫去世,她会紧随其后。可见,长孙皇后恪守“夫为妻纲”的理念,和武则天、韦皇后等人截然相反。
《旧唐书》记载,长孙皇后为了戒约自己的言行,曾亲自撰写了十卷《女则》。
她还亲自为此书作序,说自己编写得不够规整,要人不要让唐太宗知道此书。长孙皇后去世后,女官才把长孙皇后的《女则》呈给唐太宗看。唐太宗读后大受感动,对侍臣说,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
长孙皇后生前还写了一篇批评汉朝明德马皇后的文章,认为汉章帝的母亲马太后没有抑制外戚势力,才导致汉朝祸事不断。
最后,她又是反迷信的先锋。
长孙皇后宽宏雅量,反对迷信佛教。这一点既是为与唐太宗的态度保持一致,也是为了扭转不良的社会风气。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身患重病,长期服药却始终不见好转。
太子李承乾入侍,要求祈佛并赦免囚徒,认为这样可以修善,使母亲的病情好转。长孙皇后却拒绝了,说死生有命,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
长孙皇后还说明了迷信佛事对国家的危害。她说自己不能以一个妇人之力,随意地给自己修善,如果任意赦免罪犯,就是在扰乱天下之法。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国家政治的稳定。
此外,长孙皇后还一再反对厚葬。这在当时厚葬成风的唐朝贵族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临终前,她对唐太宗说,我在世时对时事没有什么益处,死后万不可厚葬,“葬”的意思就是“藏起来”,就是不想让人看见。
长孙皇后以女性特有的力量,在唐朝的贞观政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和武则天大权在
握、称帝的雄心不同,长孙皇后力求成为“母仪天下”的典范。她乐于站在大唐男性的背后,帮他们构筑“君臣一体、上下和谐”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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