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弗福也-“曹刿论战”的法文化意涵

公元前684年，刚刚继位的齐桓公为报复鲁国助公子咎夺位，任命鲍叔牙为将，率数万（有说三十万）大军来攻鲁国。齐强鲁弱，鲁国形势危殆。鲁人曹刿为救鲁难，往见鲁庄公，君臣间展开如下一番对话：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左传·庄公十年》）

齐鲁长勺之战的结果是鲁胜齐败，也成就了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鲁国在这场保卫战中的胜出颇有几分神秘意味。战场上的时机把握固然重要，胜负的结果似乎在开战之前已经注定，而让鲁国坚定必胜信念的凭藉竟然是云里雾里的一句“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何为“忠之属”？它又为何具有决定战争胜败的神秘力量？

对此，古人曾有这样一种解释：“兵者，亦刑之大者也。惟知所以重于刑，必知所以重于兵，兵、刑无二理也。”（《陈氏尚书详解》卷39）《国语·鲁语》上讲“大刑用甲兵”，法律与战争之间应该具有亲缘性，这在古人而言似乎算作一种“常识”。由此，掌握了治狱的要诀，就可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笔者认为，这种阐释肯定了法律与战争的历史联系，却忽略了二者分野之后的明显的差异性，更没有揭橥为兵、刑所共享的“理”的确切内涵，因而显得迂阔而未中肯綮。说到底，“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的涵义如果说不清楚，则制胜之因就始终隐在雾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必以情”三字当作何解？

真正令人费解的是“情”字。汉语的“情”字有多重涵义，既可以表示客观的情状、情态，也可以表示主观的心情、感情，同时还可以表示介于主、客观之间的情理。于是，人们对“必以情”的理解五花八门：

其一，杨伯峻先生曾阐释到：“情谓实际情况。”（《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183页）由此，“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一句可解释为：“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也要根据实情去处理。”这是典型的客观说，合于今人信奉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法治理念，是以颇有影响力。

其二，冯其庸《历代文选》中的注释：“情，情理”。朱东润对“必以情”的解释是“一定要处理得合情合理。”（《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第58页）俗语云：“法律不外乎人情。”古代循吏也讲：“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九）历史地考察，中国古代的那些高明的裁判大都体现了对天理、国法、人情圆融无碍的追求。就此而言，将“情”释作“情理”无疑具有坚实的历史和人文基础。

其三，与以上两种现代型的阐释路径不同，中国传统学者更倾向于对“情”作主观的理解。《荀子·正名》：“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说文》：“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即把“情”理解为基于人性而产生的一种自然感情。于是，正统经学对“必以情”做了经典注释：“必尽己情。察，审也。”（《春秋左传注疏》卷8）与之近似，吴楚材《古文观止》：“必尽己之心以求其实。”郑天挺《左传选》：“情，诚心。”今人云：“动之以情。”正循此而来。

单独地看以上三种解释，自然都有一定的道理，实在让人很难分辨和取舍。不过，较真地讲，第一种解释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既然做不到事事明察，又如何能够做到“以事实为依据”？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第二种解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不过不是很明显。只有第三种解释没有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是完全自洽的。“不能察”说的是客观的条件约束（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人的主观能力问题），即我们常说的客观事实不可能百分百还原，而“必以情”强调的则是断狱者的态度。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作为断狱者的我）虽然做不到事事明察，但是我审案的态度绝对是真诚的、端正的。”如此解释，意思明确，气理通畅，也更接近古人的训释，当属可靠的“原旨”解释。

为了确认这一点，我们不妨返回历史的语境，看看古人是如何理解和运用“曹刿论战”这一典故的。绍兴三年（1133年），宋高宗下《恤刑诏》，其文曰：

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毁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笔，况可观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刿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应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坐右，永以为训。（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4）

这道诏书对全体司法官员提出了“各务仁平，济以哀矜”的要求。为此，诏书以历史的笔触，列举了高柔、游肇和曹刿的例子。高柔和游肇是中国古代司法官员的典型，他们不以人主意旨为狱，坚持司法的公平公正，代表了中国古代司法的优良传统。引用曹刿论战的典故则是为了说明司法官员当以仁恕为怀，永保哀矜恻怛的仁者心肠。皇帝还以祸福因果之说来劝谕司法官，所谓“遂尔情”就是要求司法官员们对待工作一定要尽心诚意，否则就是有亏职守，就要受到处罚。

可见，对于曹刿的“必以情”说，中国古代官方是从仁恕司法、哀矜折狱的角度来阐释和引发的。这样一种理解无疑也契合了儒家一以贯之的司法理念。《尚书·用书·吕刑》曰：“哀矜折狱。”《尚书·大传》：“子曰：‘听讼虽得其指（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也。’”又《论语·子张》记载，孟氏使阳肤为士师（典狱之官），曾子诫之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情”无疑指“民情”。曾子的意思是说，断狱者当体生民之艰与涉讼之不得已，即便在案情认定上偶有所中，也不改同情怜悯之心，切勿沾沾自喜。

最能体现哀矜精神的是春秋时子羔治狱的故事。相传，孔子弟子子羔在卫国任狱吏，刖人足。后卫国起乱事，子羔得刖者之助而逃免。子羔问其故，刖者曰：“断足，固我之罪，无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后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君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孔子家语》卷2《致思第八》）子羔哀矜折狱，其至诚之意形于颜色，所以能得刖者之心。本此哀矜之精神，谨慎对待司法审判，狱吏可得刖人之心，则国君可得全体国民之心。是以，南宋儒臣张浚云：“自古人心得失，常在于刑狱间。”（《紫岩易传》卷6）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才应该是鲁国在长勺之战中获胜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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