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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1953.01.29 - 1995.05.08）
邓丽君，代表了一个时代，无论过了多少年，始终都不会被大家遗忘。我们失去邓丽君已经23年了，她的歌曲和面容依旧让人如沐春风。那些爱的箴言还未失效，小城故事还在上演，听一首邓丽君，便是叩开了流光溢彩的岁月大门。
一场与众不同的演唱会正在紧密筹备中，在（2015年）5月的台湾，“如果能许一个愿”邓丽君逝世20周年虚拟人演唱会将用“虚拟影像重建”和“裸眼3D投影”技术，为歌迷们开启一段旧日时光。负责邓小姐“复活”事宜的是刚刚经历了《速度与激情7》里保罗•沃克复活考验的特技团队。
邓丽君逝世20周年虚拟人演唱会《甜蜜蜜》
这不是邓丽君第一次复活，2013年，周杰伦的“摩天伦”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来自好莱坞的特技团队就让邓丽君复活了210秒，并与周董深情隔空对唱。不但唱了自己的老歌《你怎么说》，还用特别的声音特技唱了周杰伦的新歌《千里之外》和《红尘客栈》。为了这3分30秒，45名特技师前后奋战了两个多月，攻克了神情、语言、头发三大难关，耗资新台币一亿元，据邓丽君的哥哥邓长富现场鉴定，“相似度达到98%以上”。
在此之前，以全息技术在演唱会上短暂“复活”过的中国歌星有梅艳芳、张国荣等，但要以虚拟之身开个人演唱会，必是在最广大歌迷心中有着最巨大号召力的，在整个亚洲，死后20年还能被人如此怀念拥戴的艺人，邓丽君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
1981年9月10日，邓丽君
任时光匆匆过去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林青霞在自己的文章里写到邓丽君：“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络不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对她欣赏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别恋如果对象是她，我绝不介意。”
事实上，在邓丽君隐居海外的最后日子里，有一次她兴致勃勃地要定制一套昂贵的玉碗，玉工问她要用这碗请谁来家吃饭，她答：“成龙夫妇啊，林青霞夫妇啊。”这两对里，一个是曾经的暧昧男友，另一个是曾经的暧昧情敌，最后都成了友好故知，确是“不介意”。
林青霞和邓丽君相交并不深，但却惺惺相惜。被台湾报刊大做文章的“裸泳”，就是这两大美女一起在国外某天体海滩的放肆。邓丽君死前一年，林青霞大婚，她想把香槟色花球扔给这个闺蜜，却不知道她在天涯海角的哪个地方，而邓丽君则在事后补来一套名贵的红宝石首饰，那是她俩最后一次交集。
邓丽君的葬礼规模空前，在台湾，这几乎是自蒋介石过世后最大规模的葬礼：宋楚瑜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包括连战在内的台湾政界高官悉数到场默哀。
有人把这个视作“间谍论”的一个旁证，在邓丽君的演唱生涯中，这种关于政治的窃窃私语始终没有停歇。
最早披露的公开信源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谷正文。据台湾杂志《独家报道》，谷正文承认，“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配合协同工作的是我所在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统局。”
按谷正文的描述，1968年夏天，邓丽君应邀去新加坡参加慈善演出，当时台湾仍处于军事管制戒严令期间，各种民间社会活动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紧”地监视着，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要受到台湾安全局的严格审查。“连外交部长都不得例外。”谷正文说。出入境申请的审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能否利用现有条件为台湾政府进行情报工作。这是自1949年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特务政治”，许多台湾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为了出境，都不得已接受这一交换条件，被收编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而那一年邓丽君15岁，还是个未成年人。
日本记者宇畸真及自由作家渡边也寸二人曾共同对邓丽君生平进行了4个月的追踪采访调查，出版了《邓丽君的真实》：“关于邓丽君是间谍一事，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60年代后半期），她所能选择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冷酷的国际政治硬将邓丽君推上了政治舞台。”
以上说辞是否值得采信，我们始终存疑，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邓丽君始终被时代政治所裹挟。她曾经梦想来大陆演出，而且是“在天安门广场，不收门票，就唱给大家听”。这在那个时代听起来也像一句不切实际的梦呓。
据邓丽君的妈妈说，丽君生前最大的遗憾不是没有嫁人，而是始终没有机会回到祖籍。小时候，作为外省人的眷村子女常被台湾当地孩子欺负，邓丽君不参与打架，但会编排歌曲唱回去，比起她的同时代人，她身上始终有一种浓厚的原乡情结。
人生能得几回醉
不欢更何待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人大不过时代，邓丽君一生的艺术生涯都笼罩在冷战的铁幕之下，而且对她的演艺事业发展最重要的3个地区：台湾、日本、大陆，恰恰有着极其错综纠缠的历史恩仇。她去日本发展，曾是抗日军人的邓爸爸不同意；在大陆青年人一度只能偷偷听她的歌；而她陷入“护照危机”，台湾民众也表示难以原谅。纵是人美歌甜，夹心人终归难做。
1979年美国即将跟台湾断交，台湾陷入国际困境，适逢事业巅峰期的邓丽君涉嫌使用一本印尼假护照入境日本，平生第一次被警察拘捕扣押调查，台湾媒体群起而攻之，视如“叛国”。在被扣押的两个星期里，邓丽君哭干了眼泪。最后的调查结果：护照是真的，但是护照取得的途径不合法，邓丽君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回台湾，她可能面临封杀和起诉，于是她直接从日本飞到了洛杉矶，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英文、日文、生物和数学，这是她人生的又一次巨大调整，也为她日后成为名贯东西的国际巨星埋下伏笔。
不管邓丽君主观意愿如何，在台湾，她的歌曲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充当了政府的“心战”工具。从1979年起，台湾广播系统开始推崇“软性宣传”，台湾“国防部”委托光华电台特别制作“邓丽君时间”栏目，播音稿件由情报局负责撰写。而海的这边，大陆也有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对台广播。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飞行员驾机投奔对方的事件时有发生。“邓丽君时间”广播中常常强调：如果驾机、驾舰，或者携带什么文件投诚，会有多少奖励。
1980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专门展开对邓丽君歌曲的讨论与批判。正统学院派专家认为，邓丽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是精神文明的大毒草。会上批得最猛的是《何日君再来》。歌词从字面意思理解是男女依依不舍，属于“黄色歌曲”；这首歌创作于1936年，正值日本入侵中国之时，“君”或指国民党军队，“何日君再来”暗指“何时收复失地”，与当时国民党鼓吹的“反攻大陆”暗合，属于“反动歌曲”。
让我们回到当时的语境中，来欣赏一段当时由音乐界主流专家编撰的书籍——《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何日君再来》不是汉奸歌曲，但它是首黄色歌曲；不是一首爱情歌曲，而是一首调情歌曲；不是艺术歌曲，而是商业歌曲，是有钱的舞客和卖笑的舞女的关系，是舞场中舞女劝客人喝酒时唱的……这是对血泪现实的掩盖，是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生活的歌颂，是以醉生梦死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现在还喜欢《何日君再来》的同志要认真想一下：是‘好花不常开’，还是应该用我们双手去创造永不凋谢的花朵。”
西山批判会议之后半年，1980年10月，邓丽君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义唱，门票收入悉数捐给公益基金会。
第二年，邓丽君在台湾全省劳军一个月，看望海陆空的国军将士，并为他们演唱。她跑遍各地军营，包括在金门前线用电台对大陆喊话。台湾电视公司据此制作并播放了名为《君在前哨》的电视特辑。邓丽君也因为配合劳军表现良好，常常受到台湾“国防部”表彰，被称为“爱国歌手”、“军中情人”，邓丽君在大陆主流体系里的“敌对大陆”身份更是彻底坐实了。
在民间热传，却被官方禁止，在“抵制精神污染”的运动中，邓丽君成为文艺领域的黑靶子，这种现象直到90年代才渐渐改变。1995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播出了关于邓丽君的新闻，这也是大陆主流舆论体系第一次公开报道邓丽君，但这第一次，却播出了她的死讯。
时任文化部长的刘忠德回忆说，“邓丽君一直想到大陆开演唱会，我们也准备让她来。可刚决定没几天，报纸上登了则消息，说她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这下就得等调查完了才行。调查清楚了，而邓却在1995年5月8日，猝死泰国。”
啊呦南海姑娘
何必太过悲伤
年纪轻轻只十六半
旧梦逝去有新侣做伴
邓丽君一生，身不由己。她的死亡也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疑云，医生的结论是气喘，而这个结论，医生事后也承认，是一个推测性的结论。邓小姐被酒店服务员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抢救无效，她生命最后5年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法国男朋友保罗杳无踪影。等赶到医院，保罗坚决反对医生为邓丽君做尸检。有好事者仔细辨认邓丽君的遗照，猜测她一侧脸上的淤斑实为掌掴之印。
自然有人诟病这个比邓丽君小14岁的男友。酒店服务员曝出保罗性情暴躁，两人时常争吵。邓丽君出手豪阔、待人慷慨，在法国出门，给每个服务生的小费都是200法郎，而保罗有着西方人的不事排场，他会当着朋友的面抢过，换成20法郎。男女的相处模式，外人其实很难判定。比如他们出门吃饭，邓丽君为顾及保罗面子，会在桌子下面偷偷递钱给保罗，让他出面结账。有人认为，这说明虽然两人开了联合户头，但邓丽君其实一直没有让保罗真正地摸到她的财产，可见保罗不堪信任。但同样，亦大可以反过来，说明保罗一直也保持着互相独立的姿态。这个没有什么财产的孩子气的摄影师，在邓丽君死后3年一直闭门生活在香港赤柱的邓宅里，他给邓丽君的歌迷写回信，告诉他们，一旦他离开这座房子，就无法再回去。这自然容易被人理解为侵占邓丽君遗产的一种行为。邓丽君的葬礼上他一开始没有出现，邓的哥哥发现他在酒店喝得大醉。她的兄弟们一直不喜欢他，更无法原谅他“10年来都没有到邓丽君的坟上祭拜，一次都没有”。
对这些说法，保罗鲜有回应。他说，“我当然去她的墓地，但我会刻意避开那些纪念性的日子，避开众人，我对她的爱无需他人来证实。”他说，在邓丽君赤柱的旧宅里，他把她所有的衣服从柜子里拿出来铺在床上，然后一头埋倒其中。
只有在国际航班上偶遇的友人见证过他们热恋时的甜蜜，当时邓丽君去厕所，十多分钟还不出来，保罗就坐立不安，急得去捶门。邓丽君娇嗔地扭头对朋友说，“他就是这样，我在里面编辫子时间有点长，他就穷紧张。”保罗把自己杯中红酒倒给她，她就伸手爱抚他的脸颊。
而在回台的大多数时间里，保罗都是以她身边工作人员的面目出现，她到台湾演出，名单里写他是“发型化妆师”，有记者发现端倪，对保罗拍照，保罗用手相挡，低调躲闪。邓丽君喜欢保罗，绝大部分原因是他们初相识时，保罗完全不知道她的巨星身份，这让她倍感轻松。
不知道为了什么
忧愁它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
快赶走爱的寂寞
作为一个14岁就辍学出道的童星，邓丽君的情感之路从不顺遂。而在更早的年龄她就四处走穴，挣钱养家。邓爸爸是军人，一度十分反对，但眷村的贫家女儿又能有多少选择？辍学的事情，邓丽君反复向父亲保证，会洁身自爱，绝不学坏。她到哪里都带着妈妈，从不陪客人吃饭卖笑，凡事以“要问我妈妈”、“我妈妈去，我才去”为挡箭牌。
第一任男朋友朱坚死于飞机失事；后来跟大马万字票王林水成的侄儿林振发相恋，一度也谈婚论嫁，但林英年早逝，三十多岁就死于心脏病；跟秦祥林起于暧昧，终于暧昧，据说秦祥林是为了邓丽君跟萧芳芳离的婚，最后却跟林青霞订了婚……
跟成龙是另一种无疾而终，他们在美国相遇，“她在那里没人，我在那里也没人，所以我每天收工都打电话给她，她也打给我……”在成龙后来的回忆里，邓丽君善良、高贵，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洁癖，“她每天要洗两次澡，到哪里都自带话筒，因为不愿意跟别人合用。” 他承认，他任性地辜负了她：“她总是彬彬有礼，我却是个大老粗。她希望和我一个人在一起，而我在公开场合不愿意没有我那帮兄弟跟班，我年轻、富有，被名声惯坏了，我爱她，但更爱我自己，没有哪颗心可以做一仆二主的事情。”成龙那帮打打杀杀的小兄弟自然看不惯邓丽君这种纯情严冷的派头，何况这个女人动不动就要单独粘着大哥出去过二人世界吃昂贵法餐，在他们心目中，林凤娇更懂得招呼兄弟，才配当大嫂。
1981年，邓丽君一人独获5张金唱片奖，创了纪录。在无线台筹备的颁奖晚会上，成龙作为神秘嘉宾被安排给邓丽君颁奖，当天下午才由美返港的邓丽君对此并不知晓。结果在舞台上邓丽君一见是成龙，脸色大变，一直往后退，不肯接唱片，眼里泛出泪光。成龙在台上只好边追边小声劝：“先接住吧，好不好都先接着。”
这个传统的女人也曾有一颗恨嫁之心，真正对姻缘不抱希望，是在跟糖王之子郭孔丞婚事告吹之后。两人订婚后，到郭家拜会祖母，全家工人听说邓小姐来了，全部拥上来拍照和索要签名。郭家祖母很不高兴，当即开出3条让邓丽君屈辱难堪的条件：一，要邓小姐拿出身世历史清白的证明。二，立即退出娱乐圈，三，不得跟任何男性朋友来往。
邓丽君隐居清迈的时候曾与一位做玉石生意的杨太太聊天，自诉非常不喜欢自己的明星身份，因为无论自己再成功、再努力、再自爱，“在别人眼里也不过是个歌女。”一边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她曾经在另一个场合和人说起，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家庭的事，“一家有一个人不喜欢你，这婚就结不成。”她渐渐断了结婚的念想，也练出了一套媒体前的练达。节目里主持人问她，你说40岁要结婚的。她就说：我说的是40岁开始考虑。主持人追问说你现在考虑得如何，她就笑眯眯地说，也许光考虑就要考虑个十几年啊。
邓丽君和母亲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我愿逆流而上
依偎在她身旁
无奈前有险滩
道路又远又长
邓丽君一生面对了很多自己无法选择的外部环境，她惟一矢志争取的，就是在演唱上的努力。小时候，她在妈妈的带领下一天赶6个场子，一大早就到河边去吊嗓子，这个习惯一直到大红之后都没有改变。跟她一起表演的搭档，演出前突然看不到她了，一找，她躲在厕所里，用最简单的“啊-咿”在偷偷清嗓。“即使是她唱压轴，她也是早早就赶到，跟大家一起排练，在后台等待。”早年唱歌没有卡拉OK，邓丽君几乎一有空就看歌本记歌词，她告诉林丽珠，“我不看歌本可以唱500首歌。”她们不信，“乱讲！把歌名写出来！”她就写出来，“数数真的有五百多首。”
她自小就懂得为自己争取。4岁的时候，一个人走到附近的照相馆，对相馆老板娘说，“我妈妈叫我来照相的。”老板娘洗好照片通知她妈妈去取，她妈妈压根不知道，大吃一惊：这闺女这么有心机。
这张照片已经可以看出邓丽君后来的风范，她很认真地梳了头、穿了裙子，跷二郎腿，两手妩媚环抱，完全不像一个4岁稚童。
邓丽君出生前，邓家已有3枚男丁，邓妈妈跟邻居姐妹说好，生了女孩，就让没有子嗣的邻人抱走。邓丽君出生后，邻居提了鸡蛋红糖想来讨孩子，她放声大哭，哭得邓妈妈不舍得撒手。她的性格里天然带有这种乖巧和讨好，似乎深知自己的一切都需要靠这种乖巧来换取。“我这个女儿长得不是很好看，但就是有个好人缘。”她嘴巴甜、讲礼貌，懂得收敛自己，察言观色。邓妈妈说，小时候，邓爸爸对女儿很疼爱，但对男孩管教格外严厉，稍微违规，便要责打罚跪，这时小邓丽君会不声不响地走过去，跟哥哥们一起跪下。对兄弟，这是义气，也是破妒；对父亲，这是求饶。
长大之后跟人同台唱歌，发现对方个子比自己矮，邓丽君中场就不动声色地自己换上平跟鞋，并用旗袍遮住，不让别人发现。
刚出道时有报道说她和当时的台湾著名歌星吴静娴有竞争，她马上出面澄清：“我怎么会和吴姐姐争，我是小孩，不会这么不懂事，何况吴姐姐唱歌那么好。”她即便年少时也不曾轻狂过。
吴静娴更暗暗吃惊后生可畏，她们一起去香港演出，“我们统统不会说广东话，但邓小姐去了不到一个月，竟然就可以在台上用粤语对答如流。”邓丽君一生都坚持每到一地就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去日本发展的时候，宝丽多公司给她和邓妈妈都请了日语老师，邓丽君越学越快，邓妈妈反而有了依赖心理，越学越慢。“我妈妈跟她在日本住了5年，就学会3句日语，够接电话，一句是‘你好’，‘等一下’，然后就是‘她不在’。”邓丽君的哥哥邓长禧说。
邓妈妈跟邓丽君一同上街，有日本人告诉她，她的女儿日语不但地道，而且说的是上等阶层才用的高雅语言。邓丽君在法国的管家明姊往录音室给正在跟工作人员开会的她送饭，她会让明姊坐下休息一会儿，而且把她在现场用英文、法文跟别人聊的事情翻译给明姊听。“她从来不怠慢任何一个人，不想让我觉得我只是一个佣人，这就是小姐的修养。”
“你从来看不到她发脾气，看不到她摆臭脸，讲话也是轻轻柔柔的，你要跟她生气也生气不来。”跟她同时期的歌手谢雷说，邓丽君的待人接物圈内少见。
邓丽君送给老师李鹏远的照片
看似一幅画
听是一首歌
人生境界真善美
这里已包括
“她的性格非常文静，但是她内心却是很激烈、坚强的人。”邓丽君在日本的经理人舟木稔说。在日本，魔鬼般的艺能训练和恶补日语，一周有6天属于公司，晚上还要被公司安排到银座一带的夜总会演出，喝醉了的客人常常做出不雅的举动，“和香港台湾比起来，说实话，日本客人的风度比较差，她会一边在我面前哭，一边责问我为什么会是这样。”
日本乐坛相当排外，外来歌手都要起个日本艺名，但邓丽君决意不取日本名，只用英文名，还常常刻意穿旗袍表演，这样的姿态几乎注定她要开始一段艰难的旅程。
在日本取得唱片大赏的邓丽君再回到香港，她的变化引起了故人们的惊呼，除了更加温柔和女性化之外，她曾经被人称为“猫嗓子”的柔弱声线被改变了，“一定是经过相当专业跟严格的老师训练，下了苦功，她虽然很轻柔，可是她并不会虚，她的咬字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然后不太听得到她的呼吸声。”歌手蔡幸娟说。
很多邓丽君的模仿者都格外提到她的“气息”，比如田震、王菲、齐秦、刘欢、程琳、成方圆、那英、罗大佑、蔡琴……他们都悉心研究过她独特的曲风和发声方法，称她为“气功大师”。“她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歌手，她唱国语是最好的，因为她的吐字，她的归韵，她的气息，都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借鉴。”
等待着邓丽君的，是整整一个大国封闭荒芜后的求新和求知欲。迄今活跃在中国文化一线的中流砥柱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邓丽君奉为他们心目中不可逾越的经典，因为那是改革开放之后，闯入他们文化记忆里的第一缕声音。邓丽君摇滚了全中国：“因为她的歌并不是软绵绵的，她的歌里有真正的个性。”崔健说。
“没有人能超越她的地位和影响，她是一个启蒙者……远远超过流行歌曲或是一个流行歌星带给社会的影响。她用她的歌声甚至改变了大的社会思维，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她的歌彻底改变了我们，说她是500年出一个也不为过。”导演甲丁说。
台湾流行音乐兴起、香港华语电影新潮、内地“文革”结束封闭的国门打开，邓丽君恰好是那个做好了一切准备去接受改变的人。她自小的恩师、亦是后来台湾文化的先驱左宏元为她制定了清晰的音乐风格，“让她把这种华人的，尤其是我们中国大陆的那种大跳，那种北方的坠子、落子，很多地方戏曲上的东西，用一点掺杂进去，有点腔进去，寂寞，又转腔，它就跟流行歌曲有点不一样，这可能就是我们一个东方的特色。”这是流行音乐，但也是民歌，正是这种东方的民族性，抚慰了全世界华人的游子心。作为一个用歌声突破了文化疆界的人，邓丽君是全亚洲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整个华人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我记得那天我在美国，我不知道邓丽君的英文名叫Teresa，我听新闻说一个著名的华裔歌星Teresa去世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英文的新闻都有啊！而且是美国主流的广播，这个人是谁呀？我第一反应是邓丽君。我的直觉是，在世界范围内当时知名的华裔歌星能上英文新闻的应该只有她。那一霎很震撼……”导演陈可辛把这种震撼放进了电影《甜蜜蜜》：张曼玉饰演的广州姑娘李翘、黎明饰演的江南青年黎小军，他们各自出发去寻找属于他们的时代又各自失散，串联起他们的就是邓丽君始终不改温柔的歌声。
最后，在巴黎的异国街头，在播放着邓丽君辞世新闻的橱窗前，他们再次相遇了。正如离散遇见拥有，西方遇见东方，怀旧遇见新鲜。两个背井离乡的中年人，黯淡眼神里火苗一跳，仿佛奏起甜蜜蜜的演歌。
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
提供有格调、有智力的人物读本
记录我们的命运·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431期
文 /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实习记者陈又礼、杨宙亦有贡献
编辑 / 翁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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